批判借鑒:法家“冷酷”文化中有精神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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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借鑒:法家“冷酷”文化中有精神溫度

——四談新時代下的文化自信

中國古代文化,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先秦文化中,法家是諸子百家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法家學說的形成和實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大致有三個階段:一是春秋五霸到戰國初期諸侯變法時期,代表人物有管仲(主要思想是“以法治國”)、商鞅(主要思想是“法”)、慎到(主要思想是“術”,中國戰國時期趙國人,今河北省邯鄲人,古稱慎子,是法家創始人之一)、申不害(主要思想是“勢”);二是戰國末期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提出了將勢、法、術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構成法家思想的終極核心;三是漢武帝推行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論治理國家。從此,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法家學說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理論和方法,為后來建立中央集權制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秦漢(初)同律,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法家也在法理學方面作出了貢獻,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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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家思想文化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法家奉行極權主義、法律萬能主義、法律專制主義、重刑主義,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對輕罪實行重罰,甚至“刑用于將過”,迷信法律的作用。封建社會法家的“以法治國”實際上就是以刑治國,對農民采取嚴厲鎮壓的手段。尤其是“刑用于將過”,實質上是按人們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為定罪,這就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有些人將法家在統一中國過程中的“富國強兵”目標等同于“窮兵黷武”;另外,法家主張“強國弱民”,無限擴大國家權力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無疑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秦始皇正是根據法家的主張,“禁文書而酷刑法”,大興土木,勞役民眾,結果適得其反,不僅沒有做到“以刑去刑”,“國民無刑”,相反,“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史記·秦始皇本紀》)。因此,也有后人將法家文化稱作“冷酷”文化,倒也有幾分貼切。當然,秦的興旺與滅亡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能全部歸咎于用法家思想進行統治。

正是由于法家文化所表現出的“冷酷”特征,從古至今主流學界對法家思想文化都秉持著一種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其實,任何一種系統化的思想理論都有自身的生長點和立足點,有其論證說理的根本目的和特定的服務對象,難免存在歷史局限性。人們俗話說:屁股決定立場。馬克思主義從辯證法上看人類社會的本質發展,先秦時代的法家代表著新興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其以君主為本位的政治立場、價值體系及其方法手段,這就規定了其理論的性質必然是以君主為本位的思想系統。管仲、慎到、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已經表現了對君主和權勢的極大推崇,韓非則從更為精深的理論層面構建了徹底的君主本位觀。對于法家的思想文化,需要我們進行批判性借鑒,發掘其中有精神溫度的文化,賦予其新時代內涵,實現創造性轉化,這是我們應有的立場觀點方法。

我們必須承認,產生于中國先秦時代的法家思想文化不失為古代中國社會一種精深的法治理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確有許多閃光的法治建設理念和社會管理思想,很值得我們在新時代治國理政中認真借鑒汲取。僅以法家統一中國過程中“富國強兵”的目標為例,足以讓人感受到法家“冷酷”文化中的精神溫度和先進程度。

富國強兵是法家治國理政的“經方”。回顧歷史,有的朝代文盛武衰、國富兵弱,成了“泥足巨人”,北宋時代就是如此,屢遭侵犯、百般受辱。痛定思痛,統治者愈加清楚地意識到,富國是強兵立國的決定因素,強兵是立國安邦的根本保證,為了保持一個安全的經濟建設環境和生活環境,必須建立與國家地位相適應的國防。這是社會發展史反復證實了的客觀規律,更確切地說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最根本的規律。中國古代有許多開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對富國強兵問題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堅持把富國強兵作為自己全部理論和行動方案的最高目標。在倡導與推崇富國強兵的治國理政理念上,法家的作用尤為突出,值得當今深刻認識與思考。

先秦諸子百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法家也不例外。而且法家把“富國強兵”作為法治理論的基礎。在統一中國過程中,按照因時而治的決策原則,法家代表人物,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提出了前刑而法、耕戰并重的富國強兵之策。作為一個清醒的政治家,商鞅并沒有將風俗淳樸、與世無爭的太平盛世當作現實目標,而是孜孜以求富國強兵,展現出了其政治上的遠見卓識。

就“富國”之策來說,富國是強軍之基。在當時的農耕社會里,注定是以發展農業為首要目標,種地養殖成為政府“錢袋子”的基本來源。商鞅在《墾令》篇中提出了20條促進墾荒、發展農業的辦法,它不僅對中國傳統的農業政策有重大影響,而且對如何統治一個封建的農業國家也有很大的影響。其主要思想:

首先是嚴格治吏,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對社會的考察中,商鞅發現政權機構的效率與官僚集團的素質,對治國理政方針政策實施的效果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因而將“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余日”列為20條之首。所謂“無宿治”的意思是不得拖延公務。商鞅認為,各級政府工作作風雷厲風行,不拖延公務,奸邪的官吏就沒有機會從民眾的身上撈取私利,農民就能有更多的時間心情舒暢、精力充沛地從事生產勞動。在第16條中,商鞅進一步強調了法令制度的統一性和嚴肅性。他說:“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匿不舉,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而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這就是說,只要堅決在各縣實行統一的法制,并嚴格要求人人恪守,奸邪的官吏就不敢擅自變更,有過失的官吏也不敢掩飾錯誤,這樣就不會有邪僻的官吏,即使有也不敢文過飾非。替代的官吏不敢隨便變更制度,官吏的編制就可以大大減少,民眾也不至于頻于奔命。官吏不邪僻,民眾就不會游手好閑。民眾不游手好閑就不至于破產。政府機構精簡,賦稅負擔不會過重,農民就有足夠的時間從事生產了。事實上,即使是今天,探究刁民的成長邏輯順序,我們仍會發現刁民并非天生性刁,而是先有刁官后有刁民,官吏視民如草,草民必刁。今天,我們解決政府機關不作為、慢作為、懶作為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仍然可以從商鞅治吏思想中尋到有益的啟示。

其次是加強調節,減輕賦稅。商鞅認為,行政干預可以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但國家干預經濟的最佳方式還是運用賦稅政策進行調節。在20條中有6條是關于調節賦稅的。比如,“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即根據收成好壞確定統一稅率,使農民負擔公平合理,也讓貪官污吏不敢從中作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百姓信任朝廷,又不害怕官吏的刁難,當然能夠安心生產了。比如,對貴族課以重賦。征收人口稅并加重徭役,對貴族大家的無業子弟課以徭役,這樣做的目的是使那些游手好閑之輩去務農;還比如,對商人課以重賦。按商人家庭人口(包括仆人)課以徭役之外,還加上了“重關市之賦”和“貴酒肉之價,重其租”兩條,目的是為了實現“農逸而商勞”。這些運用賦稅手段的做法,對于打擊游手好閑的社會閑散人員、抑制工商業、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確保農業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此外,商鞅還提出了禁止私人買賣糧食、禁止雇工、禁止私人開設旅店、禁止私自樵采漁獵等措施,來強化重農抑商的經濟管理體制。當前,面對經濟發展遇到的新的下行壓力,中國政府堅決采取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措施,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增值稅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的增值稅稅率降至9%。4月1日起開始減少增值稅,5月1日起要降社保費率。政府動用存量利益,割自己的肉,彰顯體恤民生的好傳統。這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責任編輯:劉媛校對:周艷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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